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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思想家是怎样造就的? ——在未来的安全环境中将战略作为一种职业专长

    2018-12-14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访问次数:

    共享娱乐平台 www.seoforyahoo.cn 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W. Marshall)

     

    【知远导读】本文选自罗伯特·扎拉特和亨利·索克斯基共同编辑的《核的启发法:阿尔伯特与罗伯塔·沃尔斯泰特文选》(2009年),是前任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为其中一个章节所撰写的评论式前言?;谄涓鋈司?,安德鲁·马歇尔在文中阐释了兰德公司之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出多位知名战略思想家的背景原因,并分析了有助形成战略思想并使个人成长为战略家的必备要素。

    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对不确定性的规模和多样化程度的低估。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个常见的错误。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国家安全领域。在这个领域,未来的某些侧面比其他侧面更好预测,优良的评估和战略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人口趋势、经济增长速度等相对更可预测,不同社会的文化信仰相较其他侧面也更稳定。

    然而,重大的变化也是常见的,实际上重大的震撼性变化时有发生,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却鲜有体现。这不仅是出于心理学家所了解的那些原因,在国家安全领域还有“政治正确”的压力。有些主题,有些未来场景,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刻意回避,甚至成为禁忌。

    我们需要一项战略,或几个战略,既考虑到我们当前及未来所处竞争的最佳评估,同时也以某种方式考虑到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正如我下面要提到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在其战略思维中,特别善于处理不确定性。而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在她有关珍珠港的著作里,强调了未来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可能提前知道未来。我发现用下面这个模型来思考是有益的:行为者----各有其目标、资源、独特文化和战略;背景----超出各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包括技术、气候等;还有上述诸多变量的长期趋势,以及各行为者之间一直存在的不对称性。一个好战略要以某种方式包含所有这些因素,反映推动局势变化的趋向,并利用一些不对称性,为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具有的优势提供基础。战略可以涉及到联盟,也必然会涉及到对手,还必须以某种方式限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理查德·鲁梅尔特在其新书中把战略极妙地描述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案。鲁梅尔特观点的一个优点是真正阐述了战略一词应该如何使用。在实践中,战略这个词使用得过于宽泛。特别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个常见的倾向是把军事战略主要理解为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使用资源,并为特定作战行动的详细规划提供总体指南。其结果是,对于和平时期军队管理和资源分配的战略却少有讨论,此类战略可以让军队更有效、更具竞争力,而且具备适当的作战观念。大多数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表述仅是罗列一长串期望达成的目标,却很少提到如何达成这些目标。因此,我们极少看到完备的国家安全战略??蠢?,这是国家安全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鉴于核武器的存在,美国最优先的目标是慑止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在这方面,我们大体是成功的。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战略管理问题,主要是针对和平时期的竞争,保持并提高美国未来慑止苏联采取损害美国利益行为的能力。随着我们进入世界发展的新阶段,对优先目标的界定需要相应做出严肃的调整。当今世界出现的某些变化已依稀可辨:亚洲的兴起和欧洲的衰落;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持久广泛的斗争;包括核武器在内武器的更大范围扩散;以及持续快速的科学技术变化。

    新问题需要新思维。这并不是因为当前的不确定性更强。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然而,当今世界出现了新行为体,有着新选择,竞争的性质也有了变化。我们需要像冷战初期那样严肃地对待战略问题。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人,并组织建立正确的团队。

    显然,我们中的某些人更擅于解决战略问题,特别是美国国家安全努力中的战略管理问题。他们比其他人更有意愿和信心来解决更宏大的问题。对于未来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他们的观点看上去与众不同。他们是怎样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什么样的培训是有益的?这是我下面两节要探讨的问题。

    什么样的环境造就战略家?

    这是一个值得广泛研究的问题。我所能做的,是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中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经验和观察主要针对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兰德公司的环境,以及1972年至今我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把兰德公司作为焦点来考察战略家的产生存在一个局限,就是偏向对顾问人员发展的分析。成为战略家还有其他途径,包括成为军队高级将领,从律师或投资银行业进入政府高层。但兰德公司这个案例可能会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确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提供了良好环境,产生了一批当前公认的重要战略思想家。

    兰德经验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大部分时期,兰德公司的环境都有独特之处。其中之一,特别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有一种在前沿处理最重大问题的感觉。二战末期核武器的发明和若干其他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形势,其中一大问题,即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极为重要。另一方面,在核武器毁伤能力大幅增强的情况下,在该领域却没有现成的专家。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使用了两枚小型核弹,但并不清楚更大当量和更多数量的核武器可能会导致战争性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思考相关问题时,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并不比刚毕业的研究生强多少,在兰德公司初期举行的会议和讨论中也没有层级之分。这对年轻人(1950年兰德公司专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为28岁)来说是个理想的环境,他们直接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并因其对讨论的贡献而受到重视。这是罕见的环境,这不是学术圈或正规研究机构的特点,它使有意愿处理最广泛的国家安全问题的个人得到了快速发展。兰德公司人员在获取武器新进展的相关信息方面也具有优势,尤其是核武器设计、投送系统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

    另外两个因素也有利于兰德公司的战略思想和创新发展,并提升人们解决最高层级国家安全问题的意愿。一个因素是兰德公司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问题。这和其他与政府签约的研究机构不一样,与当前更是不同。另一个因素是在50年代初期,几位杰出人士为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奠定了思维的基调和风格。在此我要提到两个人,查尔斯·希契和约翰·威廉斯,当时分别担任经济部和数学部主任。除了各自在智慧上的贡献,他们鼓励大范围讨论,重视平等,关注培养年轻人,重视新的分析方法,这一切都有利于对美国安全的所有问题进行最充分的检验。

    当时在兰德公司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起了领导作用,而且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塑造了兰德公司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方式。起初主要在技术性部门引入经济学家,是为了处理与军事目标相关的效益问题。因为技术人员发现,研究武器系统要实现的目标离不开经济学家的帮助。当时对国防经济领域也有一些兴趣,因为这涉及到动员能力,如何选择要轰炸的敌国工业目标,以及评估战略轰炸对工业社会的破坏等问题。很快,这些经济学家管理和指导了一系列成功的研究,发挥了更大和更中心性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与赫尔曼·康恩那时常讨论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我们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之一是,从宏观上看,当时形势下的经济问题是重要的。计划和项目的成本,以及在一段时期内国家能够投入的国防资源,这些问题使人们对明智与可行的武器系统和军力形成相应观点。不过经济学家所拥有的另外一个优势是,他们从自身的经验里了解,专家可能会出错。实际上,他们还明白有关经济问题的大量讨论是愚蠢的,许多广为人知的观点,甚至相当负责任的人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相比之下,工程师与物理学家的经验则迥然不同。在工程、物理领域,的确有真正的专家,他们比其他人更可能处于正确的一边。在核战争领域没有专家,因此从思维层面上讲,经济学家对此适应力更强。

    在经济部率先领导和管理兰德公司大型课题研究的人员之一,是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50年代初开始,他考察了与远程轰炸机基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此,我想指出一项在我看来阿尔伯特在这项研究过程中的重大创新或发明。在兰德公司此前的大型研究中,常规做法是在研究伊始列出一系列备选系统和计划,而报告主体集中在评估哪个系统费效比最好。

    阿尔伯特的方式与此不同。在研究开始,他对现有计划及项目只提出极少的替代方案,然而随着研究的展开,他会逐渐提出更优的替代方案。在研究初期,他也不会像以前的做法那样严苛地设定并固守评估标准、目标功能和有效性标准。随着对问题理解的加深和新问题的出现,他的进化式研究方法提出了更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同时,随着研究的进行,替代方案得以在更广阔的情境中得到检验。在我看来,这是进行此类战略研究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创造,因为人们从中可以更多地了解问题的本质,了解应当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哪些标准是有意义的。与此同时,这种研究方式也有利于提出更多和更好的替代方案。阿尔伯特的这项研究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成功战略分析的特征:它接受局势中的某些结构性要素,并寻求措施限制和减轻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

    兰德公司初期另外一个特别有利于战略思维和创新的特点,是坚持邀请一流人员到访并作夏季访问。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其重点是尝试开发利用全国最杰出的人才。其目标不在于让兰德公司现有人员做出最佳成绩,而是集中整个国家的最优秀人员来完成分析。从本质上讲,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避免地受人员数量、能力、专长领域的限制,兰德公司这种寻找最佳人才、发挥最佳才干的做法,是在研究思考任何问题时达到卓越的关键。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机构并不以这种方式运作。

    阿尔伯特还特别善于在兰德公司之外获得最佳的技术咨询。在5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和五角大楼顾问团的专家都认为没有一种建造结构能够承受超过25磅/平方英寸的爆炸超压。阿尔伯特聘请了保罗·韦德林格,一位具有创造性的结构工程师,来设计?;し苫偷嫉那炕峁?,使其承受远超这一程度的超压。赫尔曼·康恩因其在核武器效果物理学方面的学识也参与其中。在长期争论和试验之后,这项努力致使人们对该领域可能性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兰德公司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方面有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有朝气蓬勃的研究氛围。其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勇敢地触及更广泛的战略问题。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一些有魅力和有影响的人成长于兰德公司。

    美国政府

    我的另外一种经验来自在政府供职时期。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我参与了启动国防部战略规划活动的尝试,包括一些战略规划实验。特别是在1975-1976年间,我与美国海军军官詹姆斯·罗奇共同撰写了几份文件,目的是加强国防部的战略思维。我们还倡议对国防部战略规划某些问题进行外包研究。这个经验让我相信,尽管系统分析在其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至7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战略性思考的障碍。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战略规划中考虑的问题,系统分析人员却发现很难处理。那些有商业背景或有商业与军事双重背景的人员,似乎最适合处理这些战略规划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类似于接种防疫:有些背景有利于战略思维,而另外一些背景则使人难以产生战略思维。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系统分析人员形成了例行的分析方式,不再充分关注采购某一武器装备所涉及的复杂后果。詹姆斯·施莱辛格(前国防部长)在多年以前对我说,系统分析长于分析和评估成本,短于评估效能。计划性行动,采购特定武器系统,采用新作战概念,以及设定军队的新战略目标,这些都具有复杂的影响,包括对潜在对手的信仰、行动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影响。这些影响大部分未在标准的系统分析中得到考虑。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国防部最高领导层在进行真正的战略决策时,从参谋人员那里得到的帮助微乎其微。这是由于这些参谋人员的工作重点,他们所使用的标准,以及他们对效能的衡量往往过于狭窄,不足以解释高层决策者所必须全力考虑、关注和负责的那些问题。

    有些决策比其他决策的影响更大,后果也不同。例如有关探索或创造重要的战略防御能力的决策,与在若干方案中选择下一代战斗机的决策区别很大。前者关系到美国进入一个新领域(虽然此前已有所涉及),后者则是现有业务的延续。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分析方法,但现有分析方式倾向于以同样方式处理这两类问题。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即便不是全部,现有的大部分分析方法都是用于帮助采办或作战性规划决策。当遇到与下列问题类似的情况时,需要其他分析方法:我应该选择进入哪个领域?我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来自商务背景或商学院的人员,其优势之一是习惯于思考这类问题,虽然其分析方法不够成系统。

    哪些背景和经验有利于战略思维?

    要成为一名战略家,并没有哪些特定的学科必须得掌握。那些能够进行战略思考的人们,来自一系列不同的背景。在我遇见过并自认为熟悉的人当中,最好的学术背景似乎来自经济学、商学院、应用技术(尤其那些从事过商务活动的人),在有些情况下来自政治科学。但核心要点是他们都具有求知好问,兼收并蓄,能够处理最广泛的问题和目标,并能够为实现目标制定合适方法的头脑。对不确定性的高度耐性是超前思考5年、10年或20年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在某些阶段实质性参加过重要的大项目或大事业的经历也很关键。

    二战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经历。实际上,这可能是个时代性因素:生活在有波澜壮阔的时代有助于成为一个好战略家。在二战中加入过一些重要决策机构的人,即使仅处在参谋岗位或边缘位置,也能形成某种特殊的品质。对于50年代在兰德公司工作的许多人,二战经历显然有着重大影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许多政府人员有二战经历,这些经历有利于进行战略思考。而这个特征在50年代后期之后逐步消失。

    美国安全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战略。因此,鉴于未来十年他们可能获得的重要经验,这可能会是新一代战略思想家的成长时期。

    回到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或专业训练可能是有用的这个问题,我会首先推荐经济学和商学院,特别是注重商务政策和战略的商学院。然而,我对经济学的推荐,是有所保留的。自上世纪40、50年代以来,经济学训练已经变得过于数学化,过于集中在获得特定的分析工具上,实际上,这些东西在国家安全领域用途不大。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类似于研究生第一学期的经济学教育就够用了。不过,经济学是重要的,如果对宏观经济学和社会要做出的基本权衡没有认识,人们很难清晰地思考将大量或过量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军事领域的长期影响。

    80年代初,在国防部开始采用后来称为“竞争战略”的那些观念之际,我与某个军种负责人进行过交流。对于设计一些军事计划以便向苏联施加更高成本的想法,他并不赞成,至少持谨慎态度。他提出两点理由反对刺激苏联提高军费。

    第一个理由是无论如何苏联都会提高军费,想不出它为什么不这么做。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自己的军费预算波动过大,激起一场美国没把握持续玩下去的竞争并不明智。第二个理由有合理之处,而第一个理由表明,这位军种负责人没有意识到苏联超高军费开支的长期后果,或苏联人必须在不同军事项目当中所做的困难权衡,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

    经济学训练(商学院训练也一样)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掌握适度的数学能力,对技术重要性有所理解,并能够有效地与技术专家或科学家交流。在50年代初的兰德公司,这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相比所拥有的一大优势:经济学家习惯于定量思考,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与技术专家进行沟通。

    与过去时代的战略制定相比,人口学是另外一个值得更加重视的学科。人口与政治和军事行为的关联将会越来越得到重视。以往,在讨论战略和国家政策时也会涉及人口问题,但研究不深且方式有限。几年前威廉·麦克内尔撰写了几本小册子,提出人口与政治行为的一些关联。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样,麦克内尔提出了一系列假设,指出了值得更多关注的领域。

    其他值得关注的领域还有文化人类学、人种学和心理学的某些领域?;诙匀撕腿死嗌缁峤难芯?,以及对人类生物学的新分析,特别是关于大脑功能的理解,对人类的某种新理解正逐步兴起。人类怎样处理信息,做出决策,采取行动,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已有许多新知识,将来还会出现更多新知识。

    然而最重要的是,如果要我提出建议,那就是要研究,至少要阅读各种历史:当然包括军事历史,但也包括经济和技术历史。历史以及对过去战争的分析是对诸多现有防务研究方法狭窄视野的矫正。有关战略和防务计划的大多数讨论,过于聚集于技术和武器,未充分考虑往往会主宰实际战争的那些因素。同样,如果思考类似罗马与迦太基这样的对手之间的长期竞争,罗马人为什么最终会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将会对考虑当代战略观念的那些关键变量富有启示。

    另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理解其他国家在认识环境和反应方式的区别。有关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伊朗和欧洲等国的战略文化的专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阅读这些国家的历史,特别是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发展史会很有帮助。其他方面则与这些社会的独特文化特性相关联。

    战略的未来

    我们处在历史的重大拐点上。未来竞争环境将如何呈现的不确定性特别值得关注。美国国防或国家安全战略至少必须考虑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激进伊斯兰,它既是现实威胁又可能成为长期问题。任何处理该问题的严谨的战略都必须包含大量的非军事要素。第二个问题是可能出现一个强大而敌对的中国,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是以某种明确的方式设置和阐释美国的目标,或者是未来20至30年我们希望看到的亚洲地区图景。第三个重大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核武器)扩散。我们当然会试图阻止扩散,但任何现实的战略必须考虑到反扩散努力失败,并且未来世界拥有更多核武器国家的可能性,有些国家会以我们设想不到的不同方式使用武器。

    当然,长期的国防或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考虑这些问题。它必须尝试在可能的情况下塑造未来安全环境,对特定威胁或问题的出现进行防范。未来战争的特点也有显著的不确定性:新型武器系统不断面世,相应地需要发展新的条例,新的作战概念,以及新军事编制来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应对更为复杂的竞争,这需要考虑安全环境及技术变化的诸多方面。我们需要比现在更多地了解新兴地区强国,还有可能的重要行为体,其战略倾向、长处以及弱点。

    但愿新的战略思想和创新核心将兴起,新一代战略家和军事创新人员将成长起来并解决这些问题。

     

    [责任编辑:huan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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